生不逢时的古人，由于历史的局限，即使是住在长安城里，在不同的朝代，他们只能读到司马迁的《史记》，贾谊的文章，或者是李白、杜甫的诗歌和韩愈、柳宗元的散文。明清时代的有钱人，花数十金买一套国产抄本小说来看，便觉沾沾自喜。对于这些，现代人也许要笑他们闭塞和浅陋。但那时除了佛经外，还没有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。所以古人不可能在读《诗经》、《楚辞》的同时，又能读到《荷马史诗》这样的不朽杰作。汤显祖与莎士比亚同时代，但那时的中国人只能看到汤氏的《牡丹亭》，而不知道莎翁的《哈姆雷特》。自清末林纾先生开始翻译外国文学作品之后。现代人虽不懂外语，也可以看到翻译出版的、不同语种的世界文学，眼界比古人开阔不知多少倍，不过人们的欲望从来没有止境，读多了翻译作品，却又在译笔方面进行挑剔。因为一部文学作品经过翻译，未必能保持原貌，即使是世界名著，倘是碰上平庸的译笔，就要大打折扣。读文学作品，语言无味，没有欣赏价值，就如吃豆腐少了辣酱。所以我每逢在书店遇见外国名家作品的译本时，先别忙着掏钱，得看看译者和译笔，倘有读下去的兴头，再买也未迟。
几十年前，我买过一本查良铮先生翻译的普希金诗体小说《欧根·奥涅金》，现在已习惯译作《叶甫盖尼·奥涅金》了，这不奇怪，当年徐志摩就曾把意大利的佛罗伦萨译作翡冷翠。查先生的译笔深沉而又不乏幽默，读起来文字流畅，诗味也浓。那时我还年轻，每逢挑灯夜读这本诗集时都感动不已。可惜后来这本书让友人借去给丢失了。几年前看王小波的杂文，有篇叫《我的师承》的文章说到，他对查良铮和王道乾两位前辈的译笔非常赞赏，认为他们的译作已达到汉语的极至水平。然而我再也买不到查先生的译本了，其他人翻译的《叶甫盖尼·奥涅金》倒是买过几种不同译本，但随看随丢，并不怎样珍惜。不过兴之所至，也学会王小波的做法，将几种译本拿来对照比较，对某些章节作点品评。下面是从两本不同译者的《叶甫盖尼·奥涅金》开头那首《献词》摘下来的一段不妨作个比较。
其一
但是就这样了——请把这本
杂乱的诗章收下，用你偏爱的手；
它的章节有的可笑，有的伤感，
有的流于粗俗，有的显得浪漫，
这是我飘忽的灵感，嬉戏交游，
我的失眠，未老先衰的年华，
我的心所看到的件件伤心事
和我的头脑一次次冷静的观察
共同结出的一颗草率的果实。
其二
但就这样吧，请用偏爱的手，
接受这五花八门的诗章，
它有些可笑、又有些哀愁，
它并不深奥，但还有理想；
它在消遣时随意写下，
写在失眠、心血来潮之时，
是幼稚、早衰年华的印记，
是冷静头脑观察的结果，
内心悲伤时记下的往事。
不懂原文无从查对，但只就诗意的表达和语言明白流畅方面来说，且不管谁是名家，只觉得后者的译笔，我更喜欢。
在已故的翻译大师中，除查良铮和王道乾两位先生外，我对傅雷先生所译巴尔扎克作品也极欣赏。我最先读到傅雷先生的译作，是上世纪60年代，在《译文》杂志看到他译的《都尔的本堂神甫》，以后又看到了他所译的《高老头》和《欧也妮·葛朗台》，这些都是巴尔扎克的代表作。还有傅先生所译梅里美的小说《嘉尔曼》，我也很爱读，《嘉尔曼》改编成歌剧后译作《卡门》，人们对这个名称也许更熟悉。读名家翻译的作品，你才可以领略到世界名著的风采，倘是平庸的译笔，对于小说你只能粗略知道原著的故事情节而已。
做一个翻译家不容易，名副其实的翻译大师更不可多得。翻译家不但要懂外文，还得精通母语，更要有深厚的文学功底。记得钱钟书先生曾有这样的说法，大意是，一个人如果只懂英语，而不熟悉英国文学，（指读原著）就好像原先打算和小姐谈婚，结果只和丫头勾搭上。可见单是懂得外文还不行，还得在文学方面下功夫，才有可能译出好的译作来。第一个把西方文学作品介绍到中国的翻译家林纾，他完全不懂外语，却翻译了近60部作品，这是一个奇迹，现在说出来人们很难相信这个事实。当年林纾的译作现在不易找到，我在郑振铎先生所编的《晚清文选》中，看到林纾为自己的译作写的几篇序言，对此中的情况便知道一些。他在《孝女耐儿传序》曾这样说，“予不审西文，其勉强侧身译界者，特二三君子为余口述其词，余身受而手追之。声已笔止。日区四小时，得文六千言”。在《撒克逊劫后英雄略序》中也有近似说法，“余年已五十有四，不能抱书从学生之后，请业于西师之门。凡诸译著，均恃耳而屏目”。将外国作品翻译口述给林纾听的二三君子，序言中也有交代，他们是魏易，曾宗巩，陈杜蘅，李世中等人。但林纾有超人的文字功夫，边听边写，口述停止他的记述也结束，四个小时可译得6000字，本领不亚于今日同声翻译。他不但要听译述者关于故事内容的介绍，还得把这些口语用文学语言记出来。他还说，“余虽不审西文，然日闻其口译，亦能区别其文章之流派”。林纾的译作在当时极为流行，吸引着大批倾慕西方文化的读者。林纾是个情感中人，《清史稿·林纾传》说他，“生于任侠尚气节，嫉恶仇。见闻有不平，辄愤起，忠恳之诚发于至性”，能以“血性为文章”。他每次听合作者给他口述故事，先自非常感动，情绪激昂，心中便有要把这些故事写出来和中国读者分享的强烈愿望。他的译作常常是在这种情感驱使下译成，译笔流畅，故事生动。其后鲁迅先生的译作《死魂灵》，也是不可多得的译本，他虽不懂俄语，但能从日文译本转译成中文译本，他曾说他译《死魂灵》时常是“字典不离手，冷汗不离身”。因为是幽默大师的原著，又是幽默大师翻译，所以就动人，就能传世。从林纾和鲁迅上述事例看来，翻译文字作品（科学论著当作别论）精通母语比精通外语更为重要。
文学作品的翻译和文学创作不同，它是将已经传世或正享盛誉的外国作品翻译过来，名著已经产生，一时还没有好的译本，但终有一天会有成功的译者将其译出。我至今还弄不明白，有些如雷贯耳的世界名著，不知看了多少遍，仍然是读不出兴味来，老是啃不下去的原因，不知是文化的差异，还是时代不同、感情不通，或是翻译的问题？一般来说小说比较容易译得好，散文其次，至于侧重格律和多用典故的诗词，翻译家也无能为力，外国人读翻译的唐诗，就如我们看翻译过来的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一样，淡而无味。我读哥德的《浮士德》总是读不出兴味，看但丁的《神曲》也一样，新诗体译本和散文诗体译本都看过，散文诗体译本好读一些，但人物太多，不看注释不知其来历，看多了便觉厌烦。哥德、但丁都是诗人，译者就未必有相应的素质。还有一些外国名著的译本，今生今世已不打算去认真读懂它，这与译者无关，比如乔伊斯的《尤利西斯》，萧乾老先生的译笔应是不错，难为他老人家夫妇晚年花那么多时间和精力去完成这个译本，而且每篇还不厌其烦做那么多注释。也并非我一个人没有水平，读不下去，都柏林乔伊斯纪念馆的工作人员，乔伊斯的侄子，曾对在那里参观的我国学者余秋雨说过，他对叔父的作品就是背熟了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，他不明白全世界有那么多游客到这个纪念馆来究竟什么原因。我认为人们读书首先要读得懂，有兴趣，也有益，然后才愿意读下去，至于这些作品是花间派或是性灵派，或什么意识流之类，那是文学评论家的事。
装孙子也潇洒
魏晋时代的人到底有些与众不同，不知出了多少潇洒的人物。那个偶然兴来雪夜乘船去访戴逵的王徽之，乘兴而往，兴尽而回。眼看就到好友家门前而竟不进去，这么潇洒的事千古只有一回，而后也称道的人则不知多少。还有竹林七贤的旷达狂放，世亦少有其匹，其中刘伶的纵酒，阮籍的穷途之哭，更是典型中的典型。不过同代中褚季野的潇洒，好像没有上述那些人物那么出名，他的潇洒属于另一类，他善于装孙子。
《世说新语》有关褚季野的言行记录不过10则，并不算多，他的性格特点，是常以无言的沉默，去对付那此炎凉世态，使当事者狼狈尴尬，哭笑不得。褚季野，名裒（读póu）,季野是他的字，河南阳翟（今河南禹县）人，生活在公元四世纪上半叶，正是东晋政权建立初期。《世说新语》称他为褚太傅，其实这个官衔是他死后才获得的，生前最大的官职是征讨大都督。他是晋康帝的岳父，与皇族攀上亲戚，地位自然尊贵，可惜晋康帝在位只有两年。褚裒本人任征讨大都督，领兵伐后赵，也以失败告终。
史书上说褚裒少有才干，深沉稳重，最重要的还是他具有魏晋时代最为人称道的人格魅力。《世说新语》德行第34条说，谢太傅（谢安）非常敬重褚裒，常在人前称赞道，“褚季野虽不言。而四时之气亦备”，所谓四时之气，不外是指一个人在所处的各种环境中，尤其在交际场中的风度。褚裒青年时代在社会就已有了名声，而此时官职却不大，因此认识他的人并不多，所以常闹出一些笑话来。南渡之初，他有一次到会稽（今杭州）去，那时吴中的豪门贵族、士绅名流，正在金昌亭中聚会宴饮，褚裒也去参加，席间没有人认识他，招待人员就只给他茶水喝，其他嘉宾士绅面前摆满蜜饯果品，宴饮快要结束，他才从容起来，拱手向各人打招呼，自我介绍说，我是褚季野。他这一说，在座的人都觉得十分不好意思，这场面实在太尴尬了，“于是四座惊散，无不狼狈。”
又有一次，褚裒由章安县令调任太尉庾亮的记室参军职，顺便乘坐那些商家的货船赴任，中途投宿钱塘驿亭，碰巧吴兴县令沈充送客也路过那里。驿亭管理人员不认识褚裒，当他是普通过客，把他赶到牛棚去住，不久，潮水上涨，沈充看到牛棚离潮水不远，心里不安，便问驿吏牛棚住着什么人，驿吏说，昨天来了一个北方佬寄住在驿亭，你们这些贵客到来，我就把他安置到那里去。沈充乘着酒兴，远远向牛棚喊话，大声叫道：北方佬想吃饼吗？你叫什么名字？过来和我们聊聊好吗？褚季野走出牛棚，举手示意，高声答道，我是河南褚季野。沈充一听这名字，大吃一惊，十分窘迫，眼前这位农民模样的北方佬竟是名满朝野的人物，只好赶快前往牛棚递上自己的名片，吩咐下属设下酒宴，请褚裒就座，并在褚裒面前将这位有眼无珠的驿吏鞭打，表示歉意。褚裒和沈充进餐饮酒，谈笑风生，若无其事。后来沈充只得客客气气，护送这位大名人走出自己管辖的县界，以尽地主之谊。
褚裒先生善于装孙子的招数常使人哭笑不得。他的穿着打扮肯定与身份不相称。也不入时，就等于现在，一个外表穿着极似进城农民模样的人，却原来是中央某部长或省委书记或大企业老总，不坐轿车，没带随从马仔，也不递名片，他到那里都会使碰到的人始料不及而尴尬不堪。每次读《世说新语》，看到褚季野的言行，对他装孙子装得那么潇洒的举动，总是十分佩服，为之赞叹不已。不过一个人没有一定气度就无论如何也潇洒不起来，”褚季野不言，而四时之气亦备，这就是他的人格魅力所在。功底不可谓不深。他在什么地方只要一道出姓名，无人不晓，可见他知名度之高，但他却从不张扬，不到时候不说出自己姓名，表明身份。魏晋时期是产生名士的时代，这自有其社会条件和历史根源。名士们的各种潇洒行动，大都记载在一本《世说新语》里，让后世的人大开眼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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